我们若仔细研究七批特赦战犯的名单，就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：在所有获释的人当中，将军级别的特务几乎都集中在1975年最后一批才被特赦。在此之前，能被提前释放的高级特务屈指可数。例如，原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、中将游击司令沈醉；原军统电讯处副处长、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二处少将处长董益三；原保密局经理处少将处长郭旭，以及原保密局天津站站长李俊才，他们分别在1960年至1966年间得到了特赦。相比之下，其他同等级别的人物，则大都在1975年才获释。
最后一批的名单中，几乎可以看到军统（保密局）与中统（党通局、内调局）大部分省站站长的名字。人们耳熟能详的人物，如《红岩》中沈养斋的原型周养浩，东北区少将副区长陈旭东（影视作品《渗透》里好色的陈明角色原型），以及曾任军统东北区中将区长、“徐州剿总”前线副参谋长的文强，都赫然在列。与沈醉、周养浩并称“军统三剑客”的徐远举，则早在1973年1月便病逝，紧随他而去的，还有十余名将军级特务。
展开剩余72%在军统尚未解体的年代，每年都有一次“四一大会”。然而这种名义上盛大的集会，参加的省站站长数量远不及战犯管理所里被关押的人数。像文强、吴景中这类资格老的特务，很少露面。一方面是因为战事紧张，他们根本无法安心参加；另一方面，后期的环境更让他们难以现身。因此，参加者多为重庆或南京周边的地方特务。
1949年国民党溃败，蒋介石带着毛人凤逃往台湾，各省站站长绝大多数被抛弃，名义上是“潜伏”，实际上已被彻底舍弃。只有吴景中冒险抢了一架飞机，才从即将被解放军包围的天津逃脱。而沈醉虽然身为保密局云南站站长，手里掌握着出逃的机票，却因为害怕毛人凤的清算，不敢贸然行动。最终，他索性签署起义通电，并主动交出了包括徐远举、周养浩、郭旭、成希超等人，一同成为“战犯”囚徒。
沈醉是所有将军级特务中最早被释放的，这并非因为他在云南起义通电上签字，而是因为他在反共立场上摇摆过。事实上，他在起义时是迫于形势，之后又与李弥、余程万等人组成所谓“七兄弟”，继续对抗卢汉，因此最终被关进云南陆军监狱。相比之下，许多区长、省站站长因背负血债累累，不可能轻易获得提前特赦。沈醉的情况较为特殊，他虽然执行过暗杀任务，但几次关键行动都未得手，因而少了不少血债。
在沈醉的回忆中，他点名徐远举、周养浩等人，认为他们在重庆大屠杀、大规模破坏中负有直接责任，罪不可赦。正因为如此，即便这些人后来在战犯管理所里生活条件较好，却无法像沈醉那样早早获释。沈醉同批被特赦的董益三则不同，他主要从事电讯与技术工作，鲜少涉及血腥行动，因此较快得以自由。
沈醉早年在抗战期间担任交通员，后来升任稽查处长、总务处长，虽然与地下党有过交锋，但真正手上沾血的次数不多。尤其是他接受蒋介石和毛人凤的三次重要刺杀任务，全都以失败告终。这些“失败”，反而成了他日后幸免于难的护身符。最惊险的一次任务，目标是陆军大学校长杨杰。沈醉原本打算利用自己孩子与杨杰的熟识，在家门口的草坪埋伏狙击。然而，就在行动准备最紧要的关头，他的母亲意外听到密谋，当场勃然大怒，痛骂儿子不顾人伦，只为升官发财而行凶。她甚至威胁要与沈醉断绝母子关系。这一番震怒，使沈醉跪地认错，并被迫取消了刺杀计划。
杨杰最终在香港被叶翔之刺杀，沈醉虽未能领到丰厚赏金，却也少了一笔致命的血债。如果真在昆明下手，他必然难逃龙泽汇等将军的追杀，更有可能在镇反中被处决。由此看来，正是母亲的训斥救了沈醉一命，也改变了他此后的人生命运。
而另一面，当年的特务集团内部，沈醉与毛人凤关系并不融洽。即使他当时弃职逃往台湾，也难以得到重用。与之相反，像吴景中这类有强大背景和人脉庇护的特务，才可能在台湾继续升迁。沈醉若真去了岛上，大概率只能沦落到甘蔗田挥刀的下场。
综观这些往事，我们能看到一个规律：那些手上血债深重的特务，多数在1975年才得到迟来的特赦，而沈醉这种在多次暗杀行动中“因缘际会未成功”的人，则提前获得了宽宥。他的命运，既是时代风云下的缩影，也折射出历史对“血债轻重”的不同审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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